价值判断的正当性：对于价值判断的价值判断

炳煜

　　
　　休谟在《人性论》中对于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进行了区分，表达事实判断的句子经常是“is”的形式，表达价值判断的句子经常是“ought”的形式。休谟看到有些学者在道德学体系中，会从事实判断过渡到价值判断。休谟认为，这里面的推理是存在疑问的，这就是著名的休谟问题（is-ought problem），“实是”（is）如何推导出“应是”（ought），价值判断如何事实判断推出。
　　在《人性论》中，休谟说道：“对于这些推理我必须要加上一条附论，这条附论或许会发现为相当重要的。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, 我一向注意到，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，确定了上帝的存在，或是对人事作了一番议论；可是突然之间，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，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‘是’与‘不是’等连系词，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‘应该’或一个‘不应该’联系起来的。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，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。因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，所以就必须加以论述和说明；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，也应当举出理由加以说明。不过作者们通常既然不是这样谨慎从事，所以我倒想向读者们建议要留神提防；而且我相信，这样一点点的注意就会推翻一切通俗的道德学体系，并使我们看到，恶和德的区别不是单单建立在对象的关系上，也不是被理性所察知的。”[1]
　　在这里，休谟是在说如何事实判断过渡到价值判断，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论述和说明。虽然休谟没有明确地否定价值判断，然而如果结合休谟之叉（Hume's fork）来看，价值判断在休谟哲学的框架中确实处于尴尬的位置。在《人类理解研究》中，休谟说：“人类理性（或研究）的一切对象可以自然分为两种，就是观念的关系（Relations of Ideas）和实际的事情（Matters of Fact）。属于第一类的，有几何、代数、三角诸科学。……这类命题，我们只凭思想作用，就可以把它们发现出来，并不必依据于在宇宙中任何地方存在的任何东西。至于人类理性研究的第二种对象——实际的事情——就不能在同一方式下来考究；而且，我们关于它们的真实性不论如何明确，而那种明确也和前一种不一样。”[2]
　　对于人类理性能够研究的命题，休谟区分为观念间的关系与实际的事情，所谓观念间的关系相当于逻辑命题和数学命题，所谓实际的事情相当于经验事实命题。价值判断命题显然不是逻辑命题和数学命题，那么价值判断命题是不是经验事实命题？第一种可能是：如果说价值判断命题也是经验事实命题，那么如何合理地说明？第二种可能是：如果说价值判断命题不是经验事实命题，那么价值判断命题是不是在理性研究之外？价值判断命题还可以成立吗？
　　对于这个问题，休谟还在思考之中，还没有获得明确的答案。在《道德原理探究》附录I中，休谟给出了倾向于第二种可能的回答。他说：“这样一来就容易弄清楚理性和趣味的明确界限和作用。前者传递有关真理和谬误的知识，后者则给人以美丑和善恶的情感……前者从已知的或假设的条件和关系出发，引导我们去发现隐蔽的和未知的东西；在所有条件和关系都呈现在我们面前后，后者使我们从整体中获得一种新的责备或满意感受。理性的标准建立在事物的本性这个基础上，因而是永恒的、不变的，甚至连上帝的意志也不能改变它；而趣味的标准则产生于动物的不变心性和构造。”[3]
　　在这里，休谟区分了理性和趣味。理性是在有关真理的认识论领域，探讨逻辑命题，数学命题和经验事实命题，研究对象是事物的本性；而趣味是在有关美丑善恶的道德哲学领域，探讨价值判断命题，研究对象是主体的情感和心性。这样，休谟就完成了事实（理性，认识论，事实判断）和价值（趣味，道德哲学，价值判断）的二分。
　　然而，休谟完成的这个事实/价值二分是可疑的。事实上，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。比如“雾霾有害健康”是事实判断，“我们应当减少雾霾”是价值判断。“成见导致痛苦”是事实判断，“我们应当减少成见”是价值判断。如果把事实判断对应于“实是”，价值判断对应于“应是”，那么“实是”与“应是”之间的关系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，“实是”表达目前的现状，“应是”则是认识主体对于实是进行观察反思与评价改变。
　　本文认为，不管是在认识论领域还是在道德哲学领域，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始终都是存在的，在道德哲学领域有事实判断，在认识论领域也有价值判断。
　　首先，情感也是一种内在经验，我们也有关于情感的事实判断，比如“我现在快乐”。更深入地来说，我们也可以将对于外在经验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内在经验的研究之上，我们也可以将对于认识论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对于情感的研究之上。我们可以通过自我观察来看：这些情感是因为什么而生起，是如何现起，又是如何消失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发展一种情感认识论。
　　其次，在理性的研究中，也存在价值判断。面对着同样的生活世界，不同的认识主体提出了不同的概念框架，包括科学理论和认识论。然而这些概念框架并不是真理本身，它们对于经验的解释和预测可能不符合实际经验。在这些时候，我们就应该修改和调整这些概念框架。在这个时候，其实我们也是在进行价值判断。
　　更深入地来看，价值判断意味着改变和超越，这正是人类理性反思与自由选择能力的重要特征，对于科学理论，认识论和日常成见的超越，都是在爱智慧（追求真理），都是在价值判断。同样地，对于道德哲学和日常情感反应模式的超越，也是在爱智慧，也是在进行价值判断。
　　休谟对于理性进行了过于狭窄的理解，将理性仅仅限定于对于逻辑命题，数学命题和经验事实命题的研究，将理性仅仅限定于一个概念框架的前提和推理过程的研究。然而，理性更重要的作用更在于对前提，预设和成见的观察，反思和超越。也只有在这种理性的引导下，人类才有可能提出越来越有解释力的科学理论和认识论。也只有在这种理性的引导下，哲学才能恢复其古典的传统：爱智慧。想想苏格拉底。
　　休谟没有看到理性在信念和习性的构造和解构方面的作用。事实上，认识论比如康德认识论的构造，也是起因于对于当时认识论的不满，也是起因于某种价值判断。同样地，后期胡塞尔现象的构造，也是起因于对于当时认识论的不满，也是起因于某种价值判断。正是在理性反思和自由选择之下，认识论才能不断地发展。当维特根斯坦看到语词误用时说：“不要去想，而是要去看”，他也是在进行价值判断。同样是在理性反思和自由选择之下，科学才能不断地发展。同样地，日常成见也是可以不断地被反思和澄清。再次想想苏格拉底。
　　当然，我们也必须看到，认识主体对于信念和习性的改变，有时候更加接近真理，有时候也可能更加远离真理。相应地，认识主体做出的价值判断，有时候是负向的价值判断（越来越远离真理），有时候是正向的价值判断（越来越接近真理）。在科学理论方面，往往是一直积累正向的价值判断。在认识论方面，就未必如此，而是有起有落，有时候朝向错误的方向，有时候朝向正确的方向。
　　2014年1月10日
　　参考文献：
　　[1] 休谟著，关文运、郑之骧译，《人性论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05年，第509-510页。
　　[2] 休谟著，关文运译，《人类理解研究》，北京，商务印书馆，1972年，26页。
　　[3] 休谟著，王淑芹译，《道德原理探究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9年，111页。
   
   
   
   
   
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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